李位民任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第二，大科技平台有长尾效应，可以同时为巨量的客户服务，而且边际成本很低，这是传统金融机构做不到的。

第二，内需的培育也需要市场主体的健康存在。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建议内容，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五方面深化改革，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内循环。

目前，深圳的创新强度在全国各城市最高，即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1%左右，远高于粤港澳大湾区的2.1%平均水平，也高于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2.6%左右，是当前我国的创新之都。1、以技术创新推动产品质量升级，建设制造强国。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长三角以及以珠三角为主体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同一体化发展得比较好，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还存在着明显的中心—外围城市结构，下一步要做好五大城市群内部的无缝连接，避免存在月明星稀的经济结构。其实，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推行的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就包含了丰富制度创新内容。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做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机融合。

同时，还要大力发展黄河母亲河流域经济生态圈。在目前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倡导中，应差异化提倡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项目。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民营企业的投资会失败，政府也会失败。

与公共债务不同，非公共债务合理的举债规模只与投资的收益多少有关，而与财政能力无关。一个服务应当是公共提供还是市场提供，关键要看政府通过税收这种方式为公共产品定价，是否比市场提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成功的政府进行商业性投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有一个专业而高效的投资部门，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和合肥的招商部门。中国的发展型地方政府和西方的服务型地方政府有本质上的区别。

三、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制度成因 先说公共债务。究其原因，在于在中国的资本结构中，土地资本占有压倒性的比重，而地方政府则是这些资本的最大创造者和持有者。

比如，所有企业的生产都需要电力，但不可能每个企业都自己投资建设电厂。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不是服务于企业融资的股票市场，也不是服务于中央政府融资的国债市场，而是为地方政府融资服务的不动产市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城市化为核心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这就使得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占有核心的位置。

中国政府性债务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巨大，在政府债务中的占比远超其他国家。独山县巨额债务暴露出的问题，意味着中国地方政府这个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应当进一步升级，而不是简单熄火关闭。1993至2013年，以上四个国家外债占其GDP的比例分别为0.05%、1.1%、0.14%和0.5%，这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主要是内生的。现在不仅独山县，很多地方政府（性）债务很大一部分用于这一类公共项目。

税收的本质是公共服务提供的模式。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重资产，使得企业和家庭得以轻资产。

一个经济体的信用来自何种资本，决定了债务的构成。但由于国家拥有发钞券，国家债务是用主权货币定价的，中央政府接手地方债务后，那些债务实质上就从原来的间接融资变为直接融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差别，在于其资本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发达国家由于信用充足，因此其资本是内生的，债务大部分是内债。通过税收为其生产的公共产品（服务）收费是政府独有的经营模式，超出这个模式的商业项目，也必须符合市场的基本规则——投入减去产出的剩余不能小于零。可以说，拥有强大融资能力的中国地方政府和主要依靠税收提供公共服务的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二、政府行为的边界 独山县政府的问题，不是出在政府（性）债务上，而是出在没有把握好政府经济和非政府经济的市场边界上。中国土地金融市场完成是2004年以后的事情，怎样利用好这个资源，把土地形成资本用正确的方式投出去，应当是所有地方政府的基本功。债务融资能力取决于信用。

比如，通讯网络在不同地区的盈利能力是不一样的，很多偏远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投资一开始就注定无法盈利。若没有土地，仅靠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连中国的中央政府和企业部门都无法获得足够资本

二、政府行为的边界 独山县政府的问题，不是出在政府（性）债务上，而是出在没有把握好政府经济和非政府经济的市场边界上。而失败的项目，大都是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武断决定，缺少专业项目操作团队。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性的公共服务市场，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从1982年版宪法将城市土地定为国有开始，在经历了1990年使用权有偿使用、1994年央地分权、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2004年土地招拍挂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后，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本市场。

独山县的地方债务问题只是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运营模式的一个缩影。地方政府财务好转后，可以赎回资产，恢复免费（税收支付）。中国政府性债务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巨大，在政府债务中的占比远超其他国家。金融系统的风险因此会显著降低。

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不同的社会主体要专注于各自的比较优势，才能最大化全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应的投入无法从更大范围的收益中获得补偿，其后果就是落后地区政府背负了大量无力偿还的债务。

在市场的规则面前，没有谁可以例外。尽管就总体而言国家税收增加了，但贫困地区却可能因此负担沉重的债务。

到2018年，独山县的财政总收入才勉强过10亿元，显然不足以还本付息。三、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制度成因 先说公共债务。

同时，特斯拉还必须在未来5年在上海工厂投入人民币140.8亿元的资本支出。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地方政府债务的解决应当成为中国经济从外循环向内循环切换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央政府接手地方政府债务并不罕见。只有路好，汽车的价值才能发挥。

按照中国现行的财税制度，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企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不要说贵州、西藏和新疆这样的落后地区，即使是在沿海发达地区，投资难以回收的地方政府项目也比比皆是。

1993至2013年，以上四个国家外债占其GDP的比例分别为0.05%、1.1%、0.14%和0.5%，这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主要是内生的。因为所有劳动力流失都意味着贫困地区在通过基础教育对富裕地区进行逆向补贴。

显然，这些具有网络效应的公共服务投入，主要应当由国家而非地方政府来负担。与公共债务不同，非公共债务合理的举债规模只与投资的收益多少有关，而与财政能力无关。